十一月二十五，申時，京杭大運河，鎮江段。

龍舟書房，李明看着攤開的三份奏章——孫傳庭的北方急報、徐爾默的南京簡報、鄭芝龍的海軍規劃。三份報告，三個方向，都需要他定奪。

黃宗羲坐在對面，正在整理沿途收集的地方況。

“陛下，”他放下筆，“船隊明日就可抵達南京。是否要先定下到南京後的施政方略？”

李明沒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問：“太沖，這一路南下，你最大的是什麼？”

黃宗羲想了想：“南北差異之大，超出想象。北方地廣人稀，民風淳樸但困苦；南方人口稠，市井繁華但複雜。北方的問題在‘窮’，南方的問題在‘不均’。”

“說得好。”李明點頭，“所以新政在南北要有不同側重。北方以‘富民’為主——發展生產，改善民生，穩住邊防。南方以‘均平’為主——清丈田畝，改革稅制，抑制豪強。”

他指着孫傳庭的奏章：“孫傳庭請求派能員、撥軍餉、與蒙古會談。這三條，朕都准。但有個條件——派去的人必須是懂新政的，軍餉必須專項專用，與蒙古會談必須堅持‘貿易換和平’。”

他在奏章上批註，然後看向徐爾默的報告：“南京的況更複雜。周順昌這些士紳，用的是‘抵抗’。咱們不能來，要分而治之。”

“如何分而治之？”

“第一，拉攏開明士紳。”李明道，“江南士紳不是鐵板一塊。有周順昌這樣的保守派，也有願意接新事的開明派。找到開明派，給他們好——比如允許他們投資新政項目，比如選拔他們的子弟朝為。只要利益給夠，他們會站過來。”

“第二，扶持新興力量。”他繼續道，“商人、工匠、甚至那些有想法的手工業者。這些人舊勢力制，改變。給他們機會，讓他們為新政的益者和支持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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